注：本文写作时间为2012年，而去年刚好是香港回归祖国15周年。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15周年，也是代码为0941.HK的这只目前全世界电信运营业市值最高的股票成功上市15周年。由于0941.HK不仅是我国通信运营业境外上市的第一只股票，也是我国中央大型国有企业主体海外上市的第一股，因此，业内外对这一事件都非常关注，公认这件事对香港稳定回归、移动通信的跨越发展和国企转制改革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建议出版一本书，真实地记录0941.HK上市的前前后后，以便人们进一步总结研究。为此，人民邮电报社组织多位骨干编辑记者采访了当年这项工作的一些主要参与者，详细查阅了重要的档案史料，也多次同我就这项工作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回忆。经过一年多的精心努力，现在书稿终于出来了，编辑部和出版社约我为书稿写个前言，我应约写下这段文字，以期和大家一起来重温历史、展望未来。
首先，我想就0941.HK成功上市对当年参与和支持这项工作的国务院各部门领导和行业员工表示感谢。
十几年前的这项改革是在必须严格保密的背景下启动的。一方面，那时香港正处在回归的敏感时期，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下筹备在香港“上市”，尽管我们的出发点是为了香港电信主权的回归、为了香港的稳定，但是到底能不能顺利上市？香港各界反应如何？在当时是有风险的。另一方面，电信经营体制的变革也是当时十分敏感的课题，同步探索央企股份改造和电信业务海外上市，具体该如何操作？上市后效果如何？这些课题不仅对当时的邮电部，甚至对整个国家都是前所未遇的。加之资本市场有着自己的信息披露规则，我们那时完全不熟悉。因此，关于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基本都没有公开发布过，留存下来的公文和记录也不系统。而且当时为了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干扰，在执行时也不得不采取了一些非常规的操作办法，常常一件事要掰成两件交代，一个思路要分成不同的层次交流，甚至对当时直接参与不同任务的同志也是分别部署、“单线联系”，他们各自也只知道自己承担的那部分任务，由此导致了解这件事情全貌的人确实很少。为了对历史负责，15年后的今天，把这些史实记录下来很有必要。
15年前的那次“吃螃蟹”,于我而言也是一段非比寻常的经历，这本书的访谈及审读，又把我带回到了香港回归前后的那段记忆。在当时那种特殊而复杂的环境下，我本人作为邮电部部长，历史把我推上了这个关口，责无旁贷地多承担了一些责任，起了主导作用。然而，我们不能忘记，0941.HK上市整个工作的运作，始终是在国务院的领导下，经邮电部党组集体研究共同决策，在行业同仁的辛勤参与下完成的。
当时国务院总理李鹏同志，主管经济工作的常务副总理朱基同志，以及先后主管通信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吴邦国同志，主管港澳事务的副总理钱其琛同志，都对这一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国务院还在两次总理办公会上专门讨论相关问题，李鹏同志、朱基同志做过许多重要的指示和批示。可以说上市工作是在国务院领导直接关心指导下进行的。
这项工作的顺利推进，也得到了国务院各相关部委办的大力支持。境外股市操作有着非常严格规范的要求，手续十分繁杂，而央企主体海外上市当时也是前所未有的事，要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将一个政企还未完全分开的国家命脉行业的资产推向国际市场，实现境外上市，常常需要特事特办。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国家计委、财政部、外经贸部、国家土地管理局、国家税务局、国务院港澳办、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和人民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单位，都对这项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记得直到0941登记上市的前夕，我们的土地证和外经贸部的正式批准文本还未走完程序，国土资源部、外贸部的相关负责人直接打电话给境外相关机构说明情况，促成了内外工作的同步推进。特别是当时担任中国建行行长并兼任中经公司董事长的王岐山同志，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很多重大问题都是我们一起深入交流、反复研究决定的。
在邮电系统内部，当时大部分同志对“股票”和“上市”这些词儿都很陌生，对股市运作更是一头雾水。广东、浙江这些沿海省份的同志也不例外。国内通信网络部分海外上市，到底如何操作？企业和员工心里都没底儿。尽管如此，大家还是服从于香港通信主权稳定回归和全国电信企业改革这两个大局，坚决执行国务院和邮电部党组的决策。我记得当时邮电部以及广东、浙江两个省都专门成立了工作组，最多时抽调了3000多人。对于上市，大家其实都是两眼一抹黑，需要做的工作很多都是闻所未闻的。拿资产剥离来讲，邮电从一开始就是在一个大家庭里一块儿过，吃的是一锅饭，现在一下子说资产要剥离分开，谈何容易。但是资本市场有明确要求，资产必须明晰。我记得当时需要办理杭州电信相关局房的产权证明，可是工作人员一查档案发现，自打新中国成立军管接收就在这儿了，从来没办过房地产证。没办法，只能从头补办。这样的事儿在当时屡见不鲜。
邮电部办公厅、财务司、政法司、人事司、外事司、电信总局及驻港机构等操作层面的同志也很紧张辛劳。记得当时还流传几位同志打“波音的”往返京港两地办公的故事。那时他们一方面负责在香港与策略投资人的谈判协商，一方面还要在北京参与招股书的起草。为了兼顾两头，经常需要在香港与北京之间奔波，最忙时一周两地往返达五六次之多，基本上是早晨6点坐飞机飞到香港与策略投资人谈判，下午5点飞回北京，晚上与财务司、办公厅、政策法规司的文件起草小组汇合，一起研究推敲，逐字逐句修改招股书，遇有重要的文件和吃不准的问题，还连夜找我研究定稿，第二天继续轮回，睡觉就在飞机上。
当时上市工作成为头等大事，前方后方的全体参与人员几乎都是没日没夜地工作，很多同志病了挺着，家里有孩子高考也忙得顾不上。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那天凌晨，省里的一位负责资产清理的女同志拖着一身疲惫回到家里，看到电视正播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的新闻，讲到英国首相布莱尔时，惊讶地问：“英国什么时候换首相了？”家人看她像世外桃源回来的人，都哭笑不得。正是有了这群可亲可爱的邮电人，才有0941.HK的成功上市。
实践证明，国务院和部党组的决策是正确的，通信行业员工的付出是值得的。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我首先想向所有当年关注支持和为这只股票成功上市付出过心血的人们表示感谢。
同时，我认为今天回顾这一段历史不仅仅是为了将它载入史册，更应该通过回顾历史总结经验，为未来通信信息业改革创新做一些有益的探索和思考。
在书稿采访中，记者反复问我一个问题：“当年的这项工作紧锣密鼓、环环紧扣，在那么短的时间就办成了这项一箭三雕的大事，是不是在运作之初部里就已经有一个完整的计划，然后再一步步地去推动的？”我说，其实不然。最初我们介入这项工作的任务和意图是很明确的，就是为了通过入股香港电讯，把这家当时香港主要的电信运营企业稳住，进而帮助实现通信主权顺利回归香港。当然，后来在第一步棋大局已定后，我们及时果断地做出“借船出海”的抉择，也不是一时兴起的拍脑袋决策，而是建立在通信发展改革大局长期系统思考和对股市了解的基础上的。因此应该说，这是一场“偶然的”遭遇战，也是一场“必然的”有准备之战。
有句名言说得好，“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我是1993年年初从河南省委回到邮电部来担任部长一职的。那时全国上下正在学习贯彻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精神，探索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当时的邮电部在发展上、改革上都面临新的机遇和巨大的压力。一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对移动通信的需求日益强劲，二是电信体制改革进入了机制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新一届党组成立后大家认真学习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精神，结合邮电的实际认真思考，形成了一个面向市场、服务市场，全面进入市场，积极推进跨越发展和深入改革的思路。
1994年，针对当时全球第二代移动通信技术成熟的机遇，我们果断决定放弃当时已经建了七八年但仍未实现规模组网并普遍亏损的第一代模拟蜂窝移动通信，决定采用当时全球刚刚商用的GSM技术，跳过模拟移动技术，直接大规模建设当时最先进的数字移动通信网。但是，通信网具有规模经济特征，小打小闹形不成规模，很难实现良性发展，而要实现跨越式换代发展必须要有巨大的资金投入。一下子建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数字移动网资金哪里来？靠高资费、高价格回收资金，不仅周期太长，而且大众市场起不来，怎么能形成规模良性发展的大势？如果降低价格，让市场“水落石出”形成规模，那么启动资金不足的问题又如何解决？这是我们当时大规模启动GSM数字移动网建设后面临的一大难题。
另外，当时推进电信改革的压力和呼声也很大、很激烈。邮电通信生产被马克思称为最典型的社会化大生产，具有全程全网、系统运作的天然属性和特征。因此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世界各国的通信几乎都是由国家统一经营的。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都是政企合一、垄断经营。直到1984年，美国通过法院判决，将当时世界最大的电报电话公司AT&T强行分拆为七个地区电话公司和一个长途电话公司后，才真正启动了全球电信改革。但是，美国的电信改革效果并不好，区域式的横向分拆，既肢解了网络的系统性，降低了社会服务的水平和质量，又没有形成有效竞争局面。我国改革开放之初，通信严重落后，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对通信的迫切需求，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指导下，我国电信选择了一条“在发展中改革、在改革中发展”的路子，一直坚持把依靠政策加快通信发展放到邮电工作的第一位，同时在体制内按照国务院批准的“三步走”方案循序渐进地推进行业改革，并积极探索在经济核算基础上的承包经营责任制，激发企业活力，推进通信业持续高速发展。 但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通信紧张局面的逐步改善，原定的邮电体制改革“三步走”的目标基本实现后，通信行业政企分开和引入竞争的课题被提到了邮电部议事日程。尤其是随着WTO谈判进入实质阶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要求我国开放电信市场的压力不断加大。我们那届邮电部党组成立后，大家对于邮电政企分开、引入竞争已经形成共识，只是在具体按什么模式改，一时还拿不定主意。当时上上下下、内内外外最流行的思路就是模仿美国模式。而且实际上当时邮电部内部也讨论过将部机关完全转换为政府，把各省邮电管理局横切为地区通信公司的方案。但是反复考虑，我们觉得简单地“横切”改革有悖通信的行业特征，很容易破坏通信网络和通信生产的系统性。这方面我们历史上有过深刻的教训。1958年为了追求通信业的所谓“大跃进”，在上级的推动下全国邮电行业曾违背通信生产的规律，搞了一次各地通信块块大下放，结果肢解了系统性很强的通信体系，破坏了通信生产力，造成了通信质量的下降和全行业的全面亏损。到了1962年不得不又恢复邮电部条条管理的体制。不幸的是这样的体制没有坚持几年，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邮电部又一次被撤销，结果导致了改革开放之初邮电通信十分紧张、严重落后的局面。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电信体制具有很强的系统性特征，我们在推进电信的改革时不能违背规律。但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也就是香港回归前一两年，全球电信改革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欧洲国家开始酝酿探索将原来统一经营的通信网实行纵向业务分离，并通过分别整体上市，实现政企分开、引入竞争。实际上，美国1994年推出了新的电信法，也调整了横向划地竞争的做法，开始鼓励跨区域兼并，在这部新电信法的推动下，美国电信市场又通过不断兼并，形成了两家大的全覆盖通信公司主导全国市场的格局。当然这是后话了。由于当时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欧洲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改革新苗头一出现，立即引起了我们的重视，部里很快展开了系统的考察调研。
关于通过上市实现国企改革转制的问题，此前我们也一直在思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经济改革是从化小经营核算单元，实行承包经营一步步走过来的，这些改革对于激发企业活力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涉及国家命脉的大型国有企业怎么搞活一直是个难题。分散突围有的成功，有的得不偿失。怎样保持大型国有企业自身优势，又注入市场活力，也一直是我们考虑的一个问题。实际接触香港股市功能和运作方式，并考察了德国电信整体上市模式后，我们感到股市是实现大型企业与市场接轨的理想载体。上市是转换企业机制的一个好办法。所以，在我们为入股香港电讯在香港设立的中国电信（香港）公司基本完成第一阶段使命后，很快形成了利用这个载体探索电信网络境外上市的想法。
事物发展有其普遍性，也有特殊性；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在规律性和必然性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偶然的机遇与路径把握问题。正是由于我们对国际新的动向一直密切关注和系统思考着，当遇到入股香港电讯这个偶然的事件时，我们方能及时迸发出“借船出海”、分拆移动境外上市的思路。0941.HK的成功上市是一次在系统改革思路指导下，及时抓住历史机遇的科学决策，是系统思维和果断抉择结合的结果。
抓住机遇和系统思维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推进企业改革，尤其是像电信这样的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一定要有系统化的思考。近年来中央一直强调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科学的改革观，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这个网络化、系统化的行业尤其重要。另一方面，在推进通信行业创新时，既不能盲目地横冲直撞，也不能消极地守株待兔。敢于抓机遇、善于抓机遇也十分重要。
作为业内人士，一般对本系统事情的思考、理解往往比行业外人士更深、更细、更系统。但是，凡是推进一项大的改革，涉及面一定很广，决策层次往往很复杂。要使社会上方方面面、上上下下，对原来较封闭的全国性统一运作的大系统进行一次大变革形成一致的认识，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当时我们去跟社会各界讨论电信改革化整为零不好，还是要纵向剥离整体转制；企业重组横切好还是纵切好，可能三年也争论不清，搞不好“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一个把握机遇大胆尝试的问题。我很欣赏一个管理学家讲的一句话：“什么事情都清楚了就用不着领导决策了，领导就是要在情况基本清楚的时候做出正确的决断。”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在大方向看准后，不辩论，抓住机遇，脚踏实地地去干、去实践。
15年，弹指一挥间。今年在我们纪念0491上市15周年的时候，突然发现我们的行业又面临着新的变革抉择。
全球电信业正迎来一个新的大发展、大融合、大变革的转型期，原有意义上的电信通信，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及众多电信业务都被互联网综合信息服务业务所替代。全球的人都在互联网上遨游，在网上访友、聊天、互动，在网上展示个性和才华。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信息服务的时代。全球信息服务业进入了一个重新洗牌的阶段。逐步形成了以互联网服务商、IT制造商以及通信运营商为大三角的相互竞争、融合、渗透的大格局。新的挑战又呈现眼前，当然机遇也会伴随着挑战而来。这些挑战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我国现有三大运营商在重新洗牌中如何胜出？
第一，我们必须认清当前技术的走向：纳米级的微电子技术，几千亿次计算机技术，T（B/S）级全光纤传输网络技术，超大容量（P级）大数据处理技术，各种更方便更灵活的软件操作和应用系统，各种能适应不同要求的智能终端系统，都在飞速发展。微电子的摩尔定律、光传输的吉尔定律不断推动ICT产业创新发展，使ICT产业链发生巨大变化，如今人们需要的不是信息系统，而是信息服务。信息服务已经成为从商店可以购买的商品，从网上可以任意下载的需求，这一变化必然引起现行电信运营商服务模式的变化，引起我们内部管理、运营结构的调整以及观念的变化。
第二，正因为上述技术的飞速发展，基于互联网的云计算，即云服务模式悄然兴起。以云计算为代表的新技术改变了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和平台架构以及服务模式，使之更加集中化、智能化、服务化。电信业对互联网刚出现时给业务带来的冲击还没有回过味来，现时，更大、更强的下一代互联网的新的服务模式又再度猛烈地激荡而来。这可能预示着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随着云计算的普及和发展，不仅仅是信息服务模式“云化”，更重要的是网络云化、设备云化、基站碎片化和终端智能化成为大势所趋。光纤到户以及移动互联给现行的通信业务和服务方式带来了新的商机。我们通信运营商拥有的最大优势是有庞大的以光纤网为主体的强大网络资源，有联系在网络上的十几亿用户群，有百年服务客户的经验和能打硬仗的队伍。但也要看到我们在新事物面前创新不足、体制运转不灵活这些短板。因此必须继续扩大开放，深化改革。
第三，要勇于站在信息服务的前沿，创造性地拓展新的信息服务业。开拓以物联网为中心的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深度信息综合服务。充分运用和发挥自己的优势，运用网络和用户资源，用新的思维和方式提供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人们需要的信息服务，尤其对满足不同人群的信息消费，主动与地方政府合作，打造智慧校园、智慧社区、智慧交通、智慧地理、智慧医疗、智慧城市。变单一的通信交互为群体的视频的信息交互，以此来带动内部机制、机构的变革，迎接新的挑战。
第四，在新一轮的挑战中我们必须花大力气加大光纤网建设，扩大其深度与密度，加速宽带战略的实施，要充分运用我们已有的海量数据资源，进行综合分析服务并发现业务的新增长点；要引进新的服务方式和服务模式，切实保障用户信息安全，确保信息服务的方便和优质，信息消费要透明。只有赢得客户，才能赢得企业的生存。
15年前，我们勇敢地对资本市场进行了一次大胆的突进，15年后的今天，经过资本市场的洗礼、技术进步的较量和多次机构改革的考验，走过了多少风风雨雨，我们已变得更加坚强、更加成熟。让我们伸开双臂去迎接新的挑战，开创我国信息业的美好未来。
在此，我要感谢人民邮电报社的采编人员，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从分散无序的资料和参与者的断断续续回忆中，抢救了一段难得的史料，客观如实地记载了这段历史，供业内外人士研究。衷心希望这本书的出版，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记忆过去，回首往事，更能够帮助大家总结经验，开拓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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